中国盗墓史上的四大传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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帝王陵发掘之是非不是今日才有的，至少在秦末就出现了。项羽盗掘秦始皇嬴政陵时，虽然理由很充分，就是要惩罚这位暴君，将其生前横征暴敛之物挖出来重归天下。但刘邦却将其列为“十大罪状”之一，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记载，“怀王约入秦无暴掠，项羽烧秦宫室，掘始皇帝冢，私收其财物，罪四。”但是，有一点也不得不承认，盗墓掘陵者盗财泄忿，造成不可估量损失的同时，客观上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，其“文化贡献”不肯定也不行。不然，由于自然力的破坏，不少人类智慧结晶之物势必随尸骨腐烂于地下，黯然埋没，世间又哪会有那么多宝物流传？这一点，或许也是支持发掘帝王陵寑者的最充分理由之一吧。 从颇具特色的中国盗墓史来看，《汲冢书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兰亭序》、《笔势》等四部古籍的存世流传，就是盗墓贼的功劳，颇富戏剧色彩，称之为盗墓史上的“四大文化传奇”，还是相当有道理的。 中国史学中一部重要著作《汲冢书》，是公元三世纪魏晋时期盗墓贼的贡献，此事一直为学术界津津乐道。当时有个名叫不准的盗墓贼盗开一座古墓后，发现墓里有大量的竹简，这让他很失望，盗墓是冲着财宝来的啊。因为墓内漆黑一团，不准就地取材，抽出竹简点着当火把，在墓内寻找财宝。后来当地人看到盗洞和古墓四周散落有竹简，知道有人盗墓了，便报告官府，这才事发。地方官赶到后，将墓内及散落地上的竹片收集起来，装了几大车。此即晋世祖司马炎当政时的咸宁五年（公元279年）十月，“汲郡人不准掘魏襄王冢，得竹简小篆古字十余万言（《晋书·武帝纪》）”，“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，及官收之，多烬简断札，不复全次（《晋书·束晳传》”一事。 闻悉此事后，当时的学术权威中书监苟勖、校書郎傅瓒等人对这批竹简进行了系统整理、研究，惊讶地发现竹简竟然是绝世之品，是包括《穆天子传》在内的魏国史书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后，把除秦以外的各国史书全部烧毁了。魏国史书因为陪葬于魏王墓中，而躲过了“焚书”之劫难，其价值之珍贵不言而喻。后又经卫恒、束晳等学者的进一步整理，中国最古老的编年体著作《竹书纪年》出世了。后世史学家十分感动地称，这是中国盗墓史上的一桩奇事，也是幸事，并依出土地，命名这批竹书为《汲冢书》。《汲冢书》的出土，在古代就被评为中国“四大文化发现”之一，可见其文物价值之高和重要程度。不准，也因此成为中国盗墓史上的名贼。 《汲冢书》是战国时成书，其学术价值和史料的准确性自然比司马迁的《史记》还具有权威性。后世不少学者从《汲冢书》中发现、更正了《史记》中的错误，特别是一些历史事件时间上的混乱。《汲冢书》很重要，但盗墓贼不知道，盗墓毕竟也不是考古，其造成的损失也令人痛心。除了不准“不以为意，往往散乱”，竹简被当火把烧掉不少之外，由于发现现场大家也不知道这些竹简的珍贵，致使“收书不谨，多毁落残缺”。 对于这座古冢的主人到底是哪代魏王，当时即有争议，至今未定论。苟勖、傅瓒等人说是魏襄王，卫恒、束晳等人则坚持认为是魏釐王，目前主流的学术观点采信前者。对不准盗墓的准确时间，史书上记载也不一致，除了《晋书·武帝纪》上的“咸宁五年”外，还有《晋书·卫恒传》上的“太康元年（公元280年）”、《晋书·束晳传》上的“太康二年（公元281年）”两种说法。但不准到底是哪一年盗墓的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《汲冢书》被发现了。 一直被习书者视为经典的《笔势》，是东汉大学者、大书法家蔡邕的书法心经。其能流传下来，据说是另一大书法家钟繇的功劳，系他盗墓盗来的，此乃又一文化传奇吧。 蔡邕生于公元132年，卒于192年，字伯喈。东汉灵帝刘宏当政时，出任郎中，专管校书，后升迁为议郎。因弹劫宦官，遭诬陷，被流放北方。献帝刘协当政时，董卓专权，强令蔡邕为侍御史，拜左中郎将（“蔡中郎”称谓的由来）。董卓遭诛，蔡邕作为同党难逃干系，被捕后死于狱中。 蔡邕博学多识，通经史，喜好数术、天文，妙操音律，善鼓琴、绘画，擅长辞章，精工篆隶。唐人张怀瓘《书断》称，“（蔡邕书法）体法百变，穷灵尽炒，独步古今”。南朝梁武帝萧衍亦称其书法“骨气洞达，爽爽有神力” 。蔡邕的女儿蔡文姬也是一位才貌双全、人生、婚姻不幸之奇女子，是汉时著名的女音乐家呢。凭着记忆，竟然能准确无误地默写出古文四百篇，史称“博学而有才辩，又妙于音律”，古曲经典《胡笳十八拍》即出自蔡文姬之手。 汉灵帝熹平四年（公元176年），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次“正定”儒家经本运动。当时，蔡邕在世经籍中，由于俗儒附会，误谬甚多。为了不贻误后学，奏请正定（校对勘误）这些经文。之后蔡邕以八分体书写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、《公羊春秋传》、《论语》等五部经书，令刻工刻成石碑46块，立于太学讲堂前，作为“标准文本”。这些石碑史称《熹平石经》，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蔡邕当时的学术地位和书法水平如何了。 蔡邕不仅是大书法家，还是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的祖师爷，传世书论有《篆势》、《笔赋》、《笔论》、《九势》等，尤其是《笔论》和《九势》，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《笔论》提出了“书者，散也”的论断，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；《九势》称“书肇于自然，自然既立，阴阳生焉；阴阳既生，形势出矣”，揭示了书法之美的哲学根据；又总结出八种运笔规则，此即《九势八字诀》。蔡邕这些书法观点奠定了中国书法的理论基础。因为《笔势》，惹出了一段“钟繇盗墓”的传奇事故。 钟繇是魏晋时期的大书法家，工篆、隶、行等多种书体。书法界认为钟繇的隶书得到了蔡邕书法真传，但他是如何掌握了蔡氏的精髓，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蔡文姬传给他的，唐人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称，“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，文姬传之钟繇，钟繇传之卫夫人，卫夫人传之王羲之，王羲之传之王献之。”另一说法是钟繇从韦诞墓中盗得蔡邕的《笔势》，潜心研修，刻苦习练而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