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象石:这是我们逐步向国际标准靠拢的二十年
《中国防雷》：您从哪一年开始重点关注防雷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的？参编的第一个标准是哪一年？关象石：我从业时间比较短，起于1992年。1996年冬曾去欧洲考察学习，背回了一大堆很重的纸质材料，其中含当时已公布和尚在讨论中的IEC/TC81文件IEC61312“雷击电磁脉冲的防护”。次年，我和广东防雷中心杨少杰主任一起编译了这几个标准，并请林维勇老师校审后印出做为内部学习资料。1998年，我与林维勇商量，可否申请把IEC61312-1/1/2/3/4等同为国标。林老师认为IEC原文太啰嗦，最后决定对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GB50057-94进行局部条文修改，加上“第六章
防雷击电磁脉冲”，就是GB50057-94的2000年版。林老师手写，我负责打印、校对并提出修改意见，最后在2000年完成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我不但深入学习了IEC标准，更多地是学习林老师的认真、严谨和从中国实际出发（如电压不如欧美稳定）将IEC转化的科学方法。我很庆幸，遇上了一个好老师。
《中国防雷》：如果要给中国现代防雷产业的初始定个时间的话，您认为哪一年、什么事件可以作为标志性的开端？
关象石：我觉得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由GBJ57-83改为GB50057-94是一个飞跃，恰逢全国各地气象防雷机构正处在创建或发展期。新规范、新机构促进了防雷装置检测工作在全国范围的展开，由于检测中发现的问题需要整改，从而带动了整个产业链。也许把1994年做为标志性开端可能合适一点。
《中国防雷》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国内有哪几家专业的防雷企业？当初的状况怎样？代表人物有哪几位？
关象石：
1980年有几家我说不好。1990年初应该说有生产、销售“消雷器”的北京爱劳、南宁DK、南宁长安和武高所。当然，他们当时也有SPD或后来转向SPD。还有四川中光及其衍生出来的兴业雷安以及浙江万马（后改为临安万利）、广州通信系统工程公司等。其代表人物为刘旭、王东生、卢嘉基、翟明翰、王德言、罗先俊、沈伟和谢贤明。
1996年冬厦门开会时，爱劳有人在会上说当年的销售额为7000万元，可以说是一枝独秀，其他企业大约在1000万元上下吧。专门作元器件和接地材料的不算在内。
《中国防雷》：在您的印象中，最早进入中国的国外防雷品牌有哪几个？当时的市场需求情况怎样？
关象石：国外产品随设备总成进入中国的不算。最早的应有爱丽达针（ESE）、OBO、DEHN、菲尼克斯、Furse、CITEL和INDELEC、S3000针等。当时市场需求较大，但由于进口产品价较高，不容易推开，所以一开始也不行，每年在1000万到2000万之间吧！当然后面几年就不一样了。
《中国防雷》：国际品牌对中国现代防雷产业的发展有哪些贡献？
关象石：改革开放三十年，防雷技术和产品的发展一靠国内的改革大趋势，二靠对外开放。除了对提前放电避雷针（ESE）有较大的争议外，国外SPD，特别是德国的SPD产品进入中国，不仅在防雷工程上有很大贡献（如1997年浙江省寻呼机站共安了100个站，一年中只有一个站遭受雷害的例子），而且在综合防雷工程理念、SPD选择和使用原则等多方面对我国防雷工程技术有很大的推动和提升。
《中国防雷》：包括您在内，推动防雷技术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专家、学者有哪些？
关象石：中国防雷界风流人物首推现年88岁的王老——王时煦，其次是林维勇（80岁）、王厚余（83岁）。还有些我比较熟悉的欧清礼（石化）、郑健超（工程院院士、前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名誉院长）、许颖（电科院）、马宏达（中科院电工所）、刘继（电力系统）、张力欣（总装设计院）、已故的苏邦礼（华南理工）、郭昌明（上海气象科学研究所）、邱传睿（铁道）、叶蜚誉（浙大）、马乃祥（上海交大）、蒋容兴（上海电科所）、余乃枞（成都信息学院）、梅忠恕（昆明电力）、罗先俊（成都东方翰易）、蒋麦占（长沙有色冶金院）、刘欣生（兰州寒旱所）、张伟钹（清华大学）等前辈或老哥。近年来比较活跃的年轻人有何金良、陈水明、刘吉克、周文俊、张义军、张小青、李冬根、杨少杰和李良福等人。他们都对推进我国防雷技术有一定贡献。
有重大影响的首推王老（时煦），是我国防雷的鼻祖。其次，一直帮助我们把握方向的应该是林维勇老师。王厚余老师虽然自称不是“防雷专家”，但他在低压电气装置的设计安装方面的专著给我们极大的帮助。
《中国防雷》：请列出十件对防雷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？
关象石：
1957年7月6日和8日，北京十三陵长陵和中山公园音乐堂相继遭雷击，引起中央的重视。北京市人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，布置防雷任务，由此拉开了新中国防雷工作的大幕。
1989年8月12日黄岛油库雷击火灾事件。由此引发了“避雷针不避雷”“避雷针一般应当停用”的理论，并开始推广“消雷器”。
1989年安徽省气象局率先开展防雷装置检测业务。
1992年11月9日至13日，林维勇作为中国专家参加IEC/TC81在霍巴特（Hobart）召开的会议。这是IEC/TC81自1980年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中国人参加。之后林维勇按IEC标准改编了《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》GB50057-94。
1995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下达通知，明确气象局的职责中有“归口管理人工影响局部天气和社会生产、人民生活中与气象有关的安全设施的设计、施工和技术检测”。
1996年到1997年全国范围内对“消雷器”的大讨论，不久邮电部、中石油、电力系统发文停用“消雷器”。“消雷”一词从此基本销声匿迹。
1997年中国气象局雷电防护管理办公室正式成立，并成立专家组，进行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。其中有杨维林、杨少杰、匡本贺、曹和生、蔡振新、刘寿先和关象石。
2000年1月1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》施行。国家以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国气象局在防雷减灾工作中的任务、职责。
2001年10月14日至20日，IEC第65届年会在意大利召开，中国气象局丁海芳、上海气象局曹和生参加了TC81的会议。这是自1992年林维勇第一次参加IEC/TC81会议以来，中国人第二次参会。以后的会议、工作组会议均有中国人的身影。此次会议确定对标准修改并于2006年公布，在2008年转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。2007年5月23日，开县兴业村小学雷击事件，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。当年9月国务院主持召开了“全国气象防灾减灾大会”，贯彻落实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和国务院办公厅“关于进一步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通知”。
《中国防雷》：您认为最有价值的防雷技术创新是什么？
关象石：由于我国防雷研究的基础薄弱，创新很少。记得2001年2月在昆明开会时，罗先俊在发言时介绍了“自动触发式SPD“，把气体放电管和放电间隙组合在一起，当时并未引起注意。过了几年，德国有同类型产品上市，才引起我们的注意。可惜罗老师当时未申请专利吧？
《中国防雷》：这二十多年来争论最多的防雷/接地问题有哪些？目前还有哪些问题困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？
关象石：争的最凶的要数“消雷器”，以后是10/350μs波形、接地电阻可测否、接地有用否以及SPD的选择使用等。这些争论是好事，有利于我们明辨是非和提高水平。
《中国防雷》：概括性地总结这二十多年来防雷技术的演变。
关象石：最近召开的“第七届中国国际防雷论坛“文集中收入了234篇论文。在论坛之前的预备会上，大家一致认为大多数论文水平比去年明显提高。这二十年是我们逐步向国际标准靠拢的二十年。
《中国防雷》：最近几年来您参与过哪些重大行业会议和防雷工程项目？
关象石：参加的会议太多了，仅2008年出差便有30多次。我感到收获最大的是参加IEC/TC81/WG3对IEC60305-4的编制会议和ICLP27届会议，参加这些国际会议使我开扩了眼界。当然，参加一些重大工程项目（如国家大剧院、国家体育场、杭州湾跨海大桥、海南文昌卫星发射基地、北京彩电中心）的设计审查，到一些已做过防雷工程但仍遭雷害的地方考察，使我增加了感性认识。
《中国防雷》：请对《中国防雷》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关象石：综观《中国防雷》自2002年至今40期的发展，我感到你们越来越成熟了。提几点希望：
杂志应鼓励年轻同志多写文章。文章不一定要全面、深刻、有一说一，能把一件小事说明白了就不错。
适当编译IEC标准内容供大家参考。如2008年12月西西里岛会议，广东黄智慧同志参加了，应邀稿。我打算把IEC62305-4的最新修订稿（2009Ed2.0
CDV）介绍一下。
在提倡百家争鸣这一原则的同时，对有些老生常谈的文章可刊可不刊，特别是已经刊登过，又被人用理论剖析过，还在那里强词夺理的文章。
文章以技术理论、实践为主，管理方面的应少刊。需注意不要打“民族”牌、“中国”牌，都全球经济一体化了，再像“蒙牛”一样强调民族工业有什么意思？你那奶里有三聚氰铵，进口的奶里没有，大家自然会买进口奶，谁管你是不是“民族工业”呢！ 此篇文章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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